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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自跟纪春文和芦永拉上关系后，便不时亲自出马，有时也让姜雄代劳，分别请他佩去嫖去赌，四人交情日深，终于在陈炯明逃出广州城的那一天，四人在关帝像前喝了鸡血酒，交换了兰帖，结拜为异性兄弟——中国人就是有这种“优良传统”，总要设法结义金兰，才容易在心理上“情同手足”；加上了这个“兄弟”的名称，才似乎有了那种“血缘”上的亲密关系。从三国时的“桃园结义”、到隋唐的“瓦岗精神”、大宋的“梁山泊英雄”，直到今天的“亲如兄弟”或“同志加兄弟”，都在在表达出这种源远流长的意识。

至此，金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公安局的侦缉科长和保安科的副科长是自己的义兄，省城中又已没有了政府，正是一个大鱼食小鱼，扩张广龙堂的千载良机。这天晚饭后，他回到自己在小洋楼的房间，拿出那张“拒交捐款”的名单，仔细研究起来。

他先勾掉了可能或确实是向三山会或洪胜堂交了保护费的店铺，然后又勾掉了一部分可能是向省城中其他小堂口交了保护费的店铺——这样做便可以避免一下子树敌太多。还剩下二十来间店铺可能是跟堂口没有什么关系的。金城看着这些名单，一个计划慢慢在心中形成：利用关帝厅人马！

提起这关帝厅人马，在广东省城又是一件有趣的轶事。

在正儿八百的史籍中，对此并没有记载，但这个乞丐集团至少在前清光绪年间就在广州城中存在了，则是千真万确的。

最初他们聚集在省城西关一带，各级头目分别歇脚在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而总头目就驻扎在西来初地的华林寺内，散处在市区和近郊破祠烂庙的乞丐亦归其管辖。

这一年，北方遭到严重灾荒，一个名叫陈起凤的花子头带着一帮乞丐南下广州。这人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当过几年头陀，有一身好武功，为人也比较仗义。来到省城后，势力日益壮大，最后压过了原关帝厅的总头目，这总头目自觉不敌，便知难而退，拱手“让贤”，原来关帝厅头目的世袭制也因而被打破。可谓胜者为王。

陈起凤“接收”了这份“家业”后，仍把关帝厅的大本营设在华林寺，自己则在西关置了豪华住宅，拥有几堂妻妾和一群奴婢。平时穿着纱绸衫裤，佩上金表金练，裤头挂上许多古玉，手执长烟筒，左右跟随几个保镖；到了要去拜访官府要人时，又换上长衫马挂，成个阔商富户的模样。

陈起凤平日在家呼朋引类，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他的各类贴身头目，则每晚到华林寺前天光圩和对街光雅里的仪仗铺坐收黑钱，有了钱便彷徉于西关的茶楼酒肆，穿插于陈塘之花街柳巷，这些寄生虫们迷恋于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以至有正当职业也不愿去做。据说当年陈起凤有一个近身亲随，其姐夫做了南路的知府，便派人到华林寺找他去当钱粮师爷，岂料这个小舅子竟不愿赴任，回信给姐夫说：“宁与五百罗汉为伴，不为五斗米折腰。”（华林寺内有著名的五百罗汉塑像）这就成了广州人至今仍流行的一句俚语，叫“做惯乞儿懒做官”。

花子头陈起凤钱从何来？主要就靠群乞的“孝敬”和收黑钱。当年在他的辖区内，一般市民商户几乎都“买怕”他，每办红白二事，得先送“碧陈”（黑钱）到关帝厅，富家四五银元，中等人家二三银元，贫家也得送上一元几角，并讨回一张木板刻印的符咒式的黄色纸条，上书“附城花子陈起凤”七字，帖在门口，以免群乞的滋扰，使婚丧诸事得以顺利进行。据说这笔“碧陈”分为五份，丐头占一份，孝敬当地段警察一份，其余三份为关帝厅所辖乞丐的福利开支，供病号医疗和殓埋之用。当然，陈起凤自可中饱私囊，否则他哪住得起豪华居宅，养得起三五打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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