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在1908年的初夏来到省城后，四浪，了好几年的乞丐，对关帝厅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对各行乞手段也甚是熟悉。现在，他想到了陈应，想到了他手下的群乞。

是办喜庆事，事主还得先备好一筵酒席，请陈起凤赴宴，据说陈不酒席丰薄，均是只饮一杯酒，只吃一块，随后使人撤席，把剩下的酒肴全搬回住，以飨门下人，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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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乞丐？”师爷大笑，“乞丐哪有怕抓的，乞讨跟坐牢差不了多少！而且，牢房关得了多少人？如此而无益的麻烦事，知府大人不去理，才叫招！”

官绅平民买怕陈起凤，但华林寺的和尚最后还是容不了他。主持僧以关帝厅人经常穿寺门，胡作非为，有渎佛门净土为由，要陈起凤搬华林寺。到光绪末年，众僧跟关帝厅人终于矛盾激化。宗教自有宗教的力量，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使陈起凤不得不考虑再三，最后把关帝厅的大本营搬到河南大沙的金庙。

当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省城的事。广州河南有个富商七十大寿，大排筵席，自恃家里了台（省以下府、州以上的级行政长官），腰帮够，便不卖陈起凤的帐，没向关帝厅送“碧陈”。陈起凤闻讯，大为恼火，随即调兵遣将。

事后，有人问知府的师爷：“知府大人为什么不敢派兵弹压？”

这一天，富翁正兴兴寿，突然门外涌来一大群乞丐，喧哗噪吵，而且越聚越多，竟至一千余人。他们砸烂排山，在阶前随意大小便，扰嚷终日，驱赶不散。富翁急差人上告官府，官府却只是派了几个巡警来虚应故事。富翁无奈，最后还是向关帝厅封了大封“利是”，在门前帖上“附城陈起凤”的黄“符咒”，群乞才相率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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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听了，淡淡一笑：“弹压？一千多个乞儿（笔者注：广州人称乞丐为乞儿），如何弹压？这些乞儿烂命一条，打死一两个，非但不能杀儆猴，还只会使事态扩大，直闹到不可开；而且，他们背后还有个关帝厅！”

广州城北是有名的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即越秀公园），山南麓有座著名的观，叫三元，至今犹存，而且香火甚盛，每逢中元节、重节等节日，人山人海，观前路几为之。左边不远，当年有座关帝庙，虽已是破败不堪，却是群乞们难得的栖之所——四年前，也就是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广州国民政府把省城中的寺庙拆得七八净，没拆的也多用来了机关的办公之所，很多原在破寺烂庙栖的乞丐只得宿街——金城记得陈应曾说过，他一般晚上栖在关帝庙。

后继无人，关帝厅人群“龙”无首，随即陷四分五裂的状态。西关、大东门、河南、新城、老城等各乞群的乞便自立门，割据地盘，不相统属。群乞仍自称是关帝厅人，但其总厅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在这之前，广州城中不同的乞丐集团各有自己的乞范围，互不相犯，关帝厅主要起调节的作用。关帝厅迁到河南后，陈起凤扩大了兼并范围，一时声望鹊起，广州城中的大小乞丐目，先后拜在他的门下，尊他为大目，后来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各县的乞丐，甚至一些江湖浪客也望风来归，陈起凤在下层社会中声势甚盛。这时，已是民国初年。

第二天晚上八多钟，驻省城的滇桂军首脑们正在桂军司令密谋如何借开会之机扣押昨天刚设立的“海陆军联合维持治安办事”主任魏平的时候，金城带着姜雄、周韦青离开了小洋楼，向城北走去。

“那为什么不抓几个？”

不过，陈起凤当他的乞丐皇帝时间不久，便一病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