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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bsp;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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