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知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这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里一个人在晒太，秋天的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一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神和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脚残废的木椅上眯着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心里像被一把刀了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了青暴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红。我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耿伟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钱买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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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无言。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稻已经全收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小偷在夜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光下，楼面墙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着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木，一些带有县城特的和狗还有拉着车城的驴很轻松地在名贵木中窜，这觉颇有像一个跛穿一件时装在t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我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