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过不去，我儿将一块骨没啃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掌打在儿的脸上，儿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你是畜牲呀？儿才五岁，能啃净骨吗？你这破骨还能啃多少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也蹲在地上跟儿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姚遥手上着如手铐的金链，他用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你不要给我故作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官，省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表现，还是可以考虑选一本的。”

这一刀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大嘲。韦秀跟我恋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市是有风险的。

韦秀抹着泪说了句：“粉也停掉了，日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儿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的。”

我与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不起。”

韦秀又了凶相：“儿跟你过不会走正，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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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从袋里掏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我一把搂过儿，去他脸上的泪，儿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脸上被风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李成品吐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