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看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而且捍卫得毫不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但是他们提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上火：“终于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工厂，全和厂在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车窗外，尘烟，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工业区，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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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就是一当他牢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许多，也应了天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常常挂着一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情绪主要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四百多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但钱怎么办？自来厂说线的钱不到位，上就要停，他们已经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那一又是什么？”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