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艺术村这拨人是第三代。浪艺术家现象人们耳闻目睹，但从没有新闻媒介报过，吴文光第一个用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现象，尽至今没有在电视台播放，但以〃手抄本〃方式在大陆影视圈广为传，加上耳相传，在同行中引起震动和争议，在n级传播的意义上达到了效果。而且，正由于这〃手抄本〃方式，使得该片真正实现了纪录功能。试想，如果该片允许在电视台播放，怎么能保留下其中那位女画家癔病发作时的场面？

吴文光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4年辞去中学教职，先去新疆又回云南，最后来到北京。1988年他开始拍摄这《浪北京》时，兜里只有82元钱。在两年时间里，他一面各杂活维持生存，一面拍摄他的片，终于完成了这长达150分钟（另一版本为7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并且番在8个国际电影节参展。1993年，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还获得以著名国际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命名的大奖。

北京，这个两度由异族又两度由农民革命占领而成为首都的城市，今天成为中国艺术自由人的摇篮实属必然。浪北京的价值就是因为在这儿文化人能够事。我的一位朋友，当年在北京和广州之间抉择去向时，很清醒地看到〃要挣钱，须往南，要成事，得往北〃。历代中央政府所在地都集中了相对多数的文化人才，在计划经济制下，文化人的生活较有保障，这就使首都文化人之间的比地方活跃，有利于艺术创作所需的灵激发。特别是在今天大陆南方和外省快速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文化人原有的安定受到冲击，更显北京由于国家对文化的最后保障的优势。若年后，或许南方由于经济发展到富足程度，现〃文艺复兴〃，但至少在目前，北京几乎是大陆文化的最后一块福地。至今北京给我的觉仍是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这就很象那个世界艺术之都黎了。

来自台湾的《新新闻》周刊记者谢金蓉曾经跟我说过〃北京象黎〃，意思是说北京有许多名胜古迹，有小胡同钻，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我不知谢小是否去过黎，反正这辈我不知有谁能钱让我去一趟，但黎在我的知识积累中是有卢浮、那河畔、埃菲尔铁塔以及圣母院什么的。我觉得是有那么意思，于是找收藏的1993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黎咖啡馆与文化闲人》，一看果然如此。这是周永良先生的访见闻，摘抄如下──

黎人别的事恐怕不行，但跟搞艺术沾边的，他们有极的天赋，这多少得谢黎满街的咖啡馆和整日泡在里面的黎文化闲人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闲暇生艺术〃嘛，黎的咖啡馆实在是育法国文化的温床。我的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朋友如是说。

初闻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待访法归来，我颇有同了。黎多闲人。在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天咖啡座，在彩缤纷的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它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特别崇拜血循环原理的发现者哈维博士的一句话：〃这有刺激醒脑的玩艺，实在是智慧和灵的源泉〃。

在圣日耳曼大上，座落着两家最负盛名的文艺咖啡馆：及科罗尔咖啡馆。黎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喜在那儿聚会。尤其是存在主义者更奉此地为圣地，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在这两间小小的咖啡馆中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