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从辽宁大学经济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毕业。来京前，我在《东北经济报》当了一年记者，89年11月《东北经济报》停刊，报社给了我们每人2000元遣散费。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大分原因是为了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现在北京读大学，她是从内蒙考来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曾在内蒙待过8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长大我要与蒙古姑娘结婚，89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很偶然地我和她遇见了，而且都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面……我是因为情到北京的。

〃我还有一想，觉得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

〃浪这现象，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20年代就有，那时北大红楼不就住过沈从文、胡也频这些人吗？（泽东也来北大打过工呢！）北大一哥们想以圆明园现象为题写毕业论文，题目报上去，指导老师把它毙了，说20年代那些人是一代大师，今天这帮人不过是盲不可同日而语。利的《放者归来》里，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里房租便宜，有3个地下酒吧间（当时国禁酒），一帮搞艺术的就在那里居住，如海明威、菲斯吉拉德、刘易斯还有利本人等等，后来许多人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常跟一些哥们儿说圆明园是中国的格林威治村。我不同意'浪画家'的叫法，浪这个词太轻松太浪漫，有些诗人从来没有浪过，整天坐在家里无病，他们幻想的浪漫就是去浪。而我们的浪则是一'落'，是被迫走到这一步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包括村民，觉得画家们很自在，每天不用上班，还能睡睡懒觉什么的，其实，这只是外表，神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们是神上的放者。我特别尊敬他们。我觉得生活方式对艺术观的影响非常大，那些被国家养起来搞艺术的人，是不会背叛正统观念的，因为背叛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您一家对他们很照应，他们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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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68年生，沈人，两个月前搬到艺术村，自由职业者）：

陈淮东（69年生，来自新疆，91年7月来京，租西苑娄斗桥民房一间，自由职业画家）：〃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报我全看过，太不尽人意了。艺术村有些人很不错的，有自己的想法，而报上把他们说成是盲我很反。应该严肃中带幽默地来写他们，而不要象开玩笑似地糟踏他们。请原谅我对你的毫不客气。你如果想写真实的我们，就得在村里住两个月，验验这生活。

老范嘿嘿一乐：〃邻居嘛，没事儿，和气才能生财。〃如果想写真实的我们

〃报社给的遣散费早就光了，91年我与一帮人一为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写脚本，他给我们租房，发工资，视脚本的好坏发奖金，后来因为有磨，我退了来。然后，又在刘绍棠办的文学协会搞的文学讲习班给人讲过课，与人一起办过公司。92年4月，我搬到艺术村，想玩玩，画家朋友（对画家我一直很偏），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自由民嘛！另外也想搞好诗来，我觉得中国当代诗太刻意了。最近，我一直在北大活，帮人抄稿，千字一块五，无所谓，生活嘛，村里还有位云南来的写小说的，在搞校对，千字三块。桥那边还有一帮搞摇的，'晚间新闻乐队'，以前都是海淀的混混，富得很，大把大把钱，自从迷上摇后，变得很安分，但也穷了，连把吉它也买不起，他们那把吉它残破不堪，后来我将我那把'红宝石'给他们玩……

〃我和他们一样是'夹板人'（就是在夹中生活）。以前在家时，我们外观上是不自由的：父母着，领导着。现在我们表面上自由了，心里却有说不的苦恼，同样到不自由──首先没钱就不自由，社会的偏见也使我们到苦恼。〃二十年代就有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