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很长时间的，一共是三到四次。谈起小川这个人，有山仰止的觉，你不可能超越他，永远是望其项背，但如果能在他的影响下多少一事的话也算是不错了。这不单是我，在日本人们谈起他来都是要垂下的，这是一个不会再有的人，不会再有第二个。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纪录片大师，但是小川的德与人格准都是有皆碑的，在日本民族谈起一个敬重的人声音都是放低，要往下垂的，谈起他来都是这方式。我写过关于他的文章，在日本发表。

汪：你的片在选材上很厉害。怎么想起要拍《浪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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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几乎是贫困一生嘛。他就靠片放放，然后跟他一起拍摄的年青人都是不要任何报酬的，慕名而来自愿加他的摄制班，一年两年三年住在一个地方拍摄，有饭吃就行了，学一个手艺，然后学一神。这些学生离开他以后都没什么大的作为，只有一两个还能够拍一可以看的片。《浪北京》及其他

吴：开始拍《浪北京》时实际上不存在选材的问题，仅仅是说

后来我又听说吴文光拍了《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与《四海为家》。这次采访，终于看到了它们。

《四海为家》的主人公全来自《浪北京》。曾经〃浪北京〃的艺术家，5年之后；在《四海为家》里，各自有了新的生活状态：理想的、无奈的、不安的、麻木的……片中小标题里，写有他们定居国的国名，如：家在中国；家在法国；家在意大利；家在奥地利；家在国。

《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片长3小时。主是徐友渔、田壮壮等5个红卫兵对文革的回忆。7个标题（1。长在红旗下；2。加红卫兵；3。拿笔作刀枪；4。见到主席；5。砸烂旧世界；6。建立新世界；7。回到九二年）下，除了穿文献片片断、郝志的漫画外，还镜蛇摇乐队为此片创作排练及演唱主题歌《一九六六》的过程。

1991年，我看到了《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的传本──一个浪艺术家拍下了5位浪艺术家（张慈、波、张大力、张夏平、牟森）的生活。中国大陆早就产生过浪艺术家，但从没有被新闻媒介报过。吴文光第一个用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现象，尽至今没有在电视台播放，但以〃手抄本〃方式在大陆影视圈广为传，加上耳相传，在大陆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及争议。有人甚至把这片看作中国大陆第一真正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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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他没有。他自己有个工作室，然后从各个方面找些钱，有朋友的投资，也有一些公司的投资，也有电视台要播映事先购买的，但后面这情况很少，因为他的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只是在他死掉以后才作为一人应该留下，好象不播放对不起这个人似的，但生前本没有给他任何支持，甚至在70年代他也一样在一政治的恐怖中，因为他拍摄的是些非常左倾的东西，支持学运，支持反对迁移的老百姓，盖东京成田机场要把1000多的老百姓迁走，老百姓不走，发生了为时很长的抗议，在这对抗状态中，他拍摄了这纪录片，镜是毫不犹豫地站在老百姓一边。

学院或有关单位商量，在中国办一个电影周，介绍他的纪录片。但因为钱的问题，没办成。小川不仅制作纪录片，是一纪录神，我一直说他是电影的耶稣。山形纪录片的这个节也是他创办的，他说服当地来办这个节。所以91年从日本回来后，定了自己要拍纪录片，包括在秋天跟sbsp;汪：跟小川有过谈吗？

汪：他生前的运作还是很难的。

汪：小川在日本是怎么作的？他跟电视台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