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实际上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当时就是很多人去参加电影节，然后回来就听到了这些消息。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

汪：听说当时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张：是吗？是谁参加的？

汪：说你们都参加了……

（bsp;张：参加嘛？

汪：有200名记者到场……

张：是吗？（笑）忘了，我经常接受这样的访问……真忘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和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电影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是电影本能够决定能够到的。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赋予电影的力量、责任、作用太重，对于电影参加电影节，对于电影的审查，对于电影宣传的东西看得过重，因为电影导演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所的工作就是拍电影，所能够完成的就是电影。我觉得电影永远不是一个宣言。

汪：你可以不关心电影以外的东西，但〃罚〃名单里有你的名字……

张：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能承受的就是这些，不给我们多少不明不白的东西，不给我们什么状态。我们象僧人一样，一辈只能念这一个经，只能去电影，不能别的，别的不会。你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反抗，不能用其他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且要想拍自己的电影，只有这样下去。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去逃避？你去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就超了自己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持拍自己的电影，至于一些冤屈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你就自己去承担吧。

汪：现在去洗印时是否遇到麻烦？

张：应该说是各个地方都有麻烦，可我觉得都问题不大。

汪：是不是帮忙的朋友很多？

张：也不是说朋友多，现在中国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商业形态现了。电影洗印厂、电影厂电影设备的各个方面，他们都知电影毕竟是电影，再也没有人去认为电影是一个政治宣言的释放地。你看看我的电影就可以会到，里面包的仅仅是作为导演的一个人表达，它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宣言，永远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承担的东西。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太薄弱了，特别是一些边缘艺术家（包括我的电影里所表现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多元声音中的一元，很小的一个方面。

汪：你想没想过要退目前这状态？

张：哪状态？

汪：个人的、独立的或者说是地下的？

张：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个〃地上〃〃地下〃的问题，实际上边缘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这状态，而且经常也有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情况，象国最近很有名的导演塔·诺，一开始也是独立制片，拍那力、暴力的影片，表达方式也是边缘状态的，但他今天已经变成了中心。我觉得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就看你这个导演或艺术家是不是始终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状态，象日本前年获诺贝尔奖的那位作家，他始终希望自己持在边缘状态，天皇授予他的奖励，他拒绝去领，因为他希望自己保持在边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