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婚时，就想到了离婚。

你只能说：“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就经历了三次离婚浪的冲刷，且一次比一次迅猛。

第一次离婚浪发生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大背景下，一批城的纷纷跟农村的结发妻离婚。

同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情况是，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但丈夫城后到自己的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认为土生土长的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成功靠女人的陪衬，男人的门面靠女人的装，遂与妻离婚。这里还包括，有的人革命成功了居功自矜，又受到城市残留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蛊惑，再加之摆脱不了小农偏安意识、循环意识的影响，认为现在理所当然该到自己享福了，于是抛弃农村的妻，另觅新。

另一情况是，农村来的妻确实适应不了城市新的生活，继续呆在丈夫边，彼此都是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甚至是折磨，结果只好选择分手。

当然，更多的人其离婚原因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相互织。由于丈夫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与妻长期分居，夫妻之间的情自然日益淡薄隔，况且有许多夫妻原本就毫无情可言，他们之所以结合，要么是战争特定条件下的产，要么是由父母的包办所致，是童养媳、换亲、指腹为婚等婚姻陋俗的受害者。因此，这类婚姻的失败在所难免。

而队城，城市女青年女学生对革命军人革命的好奇和景慕，为这次离婚浪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

还有一情况值得一提，当时政府门也多少介了第一次离婚浪。据说，有些地方还发过公函，允许老在城里找一个志同合的革命伴侣。

1997年，笔者在广州采访到一个姓罗的退休女士，66岁，解放初期的归侨学生。1951年夏天的某个周末，单位通知她和其他一些未婚的女同志第二天上午到礼堂开会。会上，书记的开场白直接明了：“今天，我给大家个红娘。有一批老，为新中国的诞生赴汤蹈火，立下了汗功劳，有的老同志在兵荒的年代，丢失了妻，更多的老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东西。你们都是步学生，想必能理解他们的苦。经过周全的考察，现在，组织上给你们分一下。你们同意吗？”

大多数人举手，服从“组织分”。

接下来，主席台上念了一串名字，一女一男，先女后男，倒也现了对女同志的尊重。下午在妇联办公室相互见面，罗女士的对象比她大27岁，姓赵，祖籍山东，南下而来。家里有一个大他3岁的小脚女人。女大三，抱金砖。但老伴一直没有生育能力。老赵哪能不急？找到罗女士，格外珍惜。两人情一直很好。小脚女人也同他们一起生活，既当大又当保姆。全家和睦，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