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补充过度支的力；农闲时则多稀饭，为的是节省粮。

主席所说的忙、闲，乃是经济困难时期的农村饮生活指引，总而言之，其与城里人朝九晚五式的忙和闲之间，依然是有很大的。

城市里的忙和闲，有时甚至是与农村相反的。比方说，秋气的时候，你的夏季销售任务刚刚完成，而老板又正好不在，于是就打算和太太远离城市的烦嚣，一番秋游，而把看家的事留给保姆。不料，你家的小保姆却偏偏也在这个时候向你请假——你们的目的地都是农村，田野里那些成熟的麦穗则是你们共同的目标，区别在于：你是休闲，她是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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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城里人却常常是“忙时吃稀”的：对于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的人来说，以半质形式呈现的中式稀饭或者西式麦片，不仅制作省时，尤胜在收的顺畅。

诚如李渔所言：“饭粥二，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机壳，无人不晓，焉用越俎代庖者为致词？”不过，一旦我们将闲/忙对应于/稀，就有可能在生活与米饭的两不同状态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型，而在这个模型中对米饭产生另一验。比如，“不闲不忙，不稀不”尽在逻辑和句式皆称工整，却比较不容易为城里人所理解。换言之，对于什么是“不稀不”之的判断，某程度上竟要取决于几到几才算是一天里“不闲不忙”的时段。

无论是稀还是，粥和饭都是粒的两不同方式。

在公输般发明石磨之前，中国人一直是完全粒的民族，即使是麦，也只能蒸煮成麦饭、麦粥而粒之，情形又如《诗经·生民》所云：“舂之揄之，簸之之，释之叟叟，蒸之浮浮。”

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主的形态、烹饪和，在某程度上似乎也成为了男人和北人间差异的一评判标准。林语堂先生说：“你看历代建都帝王都是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吃面的可以皇帝，而吃米的不能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皇帝了。”

自从废除帝制以来，南人和北人在粒和粉上的差异也逐渐地缩小并且模糊了起来。不过，在粒阵营的内，这差异却继续存在着，只是由不得成皇帝变成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纠葛。

饭或加了料的饭，一开始就是富贵的象征。在“周八珍”排行第一第二位的，分别是一珍淳熬、二珍淳毋，即大米饭和黍米饭，与此同时，粥之所以被视为穷人的主，理明摆在那里：用一斤米去煮饭，结果可以满足及恢复两三个人的胃和力；若以同样分量的米来煮粥，往往能使四五个人心满意足，即使“心”上有不满，不过勉也能足了“意”。

当然穷人也有吃饭的时候，如果说“闲”是穷人的绝对贫困状态，那么“忙”就是穷人在绝对贫困之下的相对富裕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