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男的谐称是“鸭”；到了圳，提供有偿同恋服务的于是被叫“鹅”。当地治安门发现，对于“鸭”和“鹅”的综合治理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那些“鸭”的，通常都会兼职“鹅”。比较起来，还是抓“”来得比较容易。

既然如此，烤鸭和烧鹅之优劣，看来并无行详细比较的必要，这个问题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有一个笑话，说某甲请他的朋友某乙吃饭，吃的是“全鸭宴”，一边吃，某甲一边向某乙不无夸赞地介绍说：这是“芥末鸭掌”、这是“火燎鸭心”、那是“卤鸭肝”……就这样，一“鸭菜”次第而上，上着上着，突然来了一碟鹅。某乙遂停箸且一脸笑地望着某甲，一心想看他的笑话。不料，某甲却面不改容地说：“啊，这是鸭的朋友！”

这个不算明的笑话，本来要说的主题大概是“急智”，不过，鸭、鹅之显而易见的雷同，却使“急智”反而变得有可笑。

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相似的事，就越值得比较。而在烤鸭和烧鹅之间行（或曰行）比较的目的，乃是为了证明烤鸭与烧鹅之优劣，原来并不在于好吃不好吃。

以整观之，鹅一开始就输给了鸭，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鹅在中国饮中所的劣势，是历史造成的。由于某偶然的缘故，中国在两千年之前成为地球上首个成功驯化了野鸭的民族。

尽鹅在周代已被正式列为六牲，不过，那鹅其实是野鹅，即是“雁”，李巡注《尔雅》：“野曰雁，家曰鹅。”

至于欧洲人对野鹅的驯化，我一时查不到的年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年份，中国人很有可能已经把鸭和鹅都吃了个腻。

当然，吃腻了的并不是全的中国人，而是一小撮的“者”。

元代以前，中国烹饪里与“烧鹅”相似的技术，只有“炮烙”，然后是“炙”，并无今日意义上之“烤鸭”存在。唐代《朝野佥载》倒是记载过官宦人家对鹅、鸭的一残忍烧烤：“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鹅鸭绕火走，渴即饮，火炙痛则回，表里皆熟，尽落，赤烘烘乃死，”

如果说，在那个火的大铁笼里，鹅、鸭还是同患难共命运的一对天涯沦落人，那么，自元代开始，随着欧洲“闷炉烧烤”（即在密封的砖炉里面，利用被烧的炉所释放的量将烤熟，而不是将直接放在火上烤熟）技术的输中国，鹅、鸭之间从此逐渐拉开了距离，并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

西式烧烤技术之所以能在元代被输，并不是史学家所说的“对外开放”的结果，主要是这样来的，比较符合已经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