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沉重，这种沉重的含义是与“必然性”连在一起的。什么的“必然性”？启蒙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尽管苏格拉底把生活世界中的一切都托付给冥冥中的神来安排，他还不至于认为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由天神意旨的必然安排好了，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要自己的学生好好想想自己身体的未来？这明显表明一个人的身体的未来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个体生命的必然性绝然是一个启蒙后的观念，现代的历史道德主义论相信个人的生活由历史规律安排妥帖，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启蒙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的身体要么成了肥皂泡，要么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垫脚石。受启蒙意识形态支配的托马斯对个人属己的身体命运的理解决定了他与萨宾娜和特丽莎的关系。卡吉娅－萨宾娜的身体伦理好像一句德国谚语的说法：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这差不多等于说：如果只活过一次，等于根本没有活过。阿蕾特－特丽莎的身体伦理刚好相反。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称自己是神明的伴侣，特丽莎也与神明有特殊关系——因为她身上拖着灵魂的影子。个体命运的偶然发生是daseinemal（唯一的一次），但einmalistewig（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永远在着的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永远活着的，等于根本没有活过。灵魂没有肉身，从来就不曾活过，它只是借助于一次性的肉身才活着。“永远”的意思就是不在，一次性的发生才在。“永恒的爱”只是一个语词的虚构。爱的一次性发生才在，“永恒”只有附在一次性的在世身体身上，才是真实的——“爱的永恒”。所有的神都是死的，只有耶稣的上帝活着，因为他在耶稣的肉身上死过一次。einmalistkeinmal意味着个体把自己的身体时间转让给了必然性的时间；在特丽莎的个体命运的理解中，“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合的两重性”来自偶然性的我在时间，像塞内卡说的，omniaalienasunt；tempustantumnostrumest（除了时间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的身体在世就是个体命运的发生，不是我撞上了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或者说我的身体撞上了我的灵魂。个体命运是由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的相逢牵扯出来的，没有偶然而在的个体身体与灵魂的相逢，也就不会有命运这回事。身体的决断逃避不了，盖因于此。无论我的身体做何决断，命运都会附在我的身体上，只不过要么表现为幸福、要么表现为不幸。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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