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伯林在谈到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穆勒时说：穆勒并不要寻找或预测人类问题之终极解答，需要有什么理想条件，也不要求人类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见解都归于一致。他认为：最终定论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且还暗示，最终定论并不值得争取。英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当代传人、分析哲学家说：伦理领域是一个只有各种个别真理而没有真理体系的领域，换句话说，要求一个人均一地注视生活而同时又要求他注视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样都做。……这样，伦理领域就是一个不同的、肯定互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类生活形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对于这些互不兼容的形象尽管在实际上未必能经常地做到忠诚，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陈述本身不仅可作为对情况的一种描述，也可作为对于评价多样性的肯定评价。这种多样性的任何减少，都会使人的光景变得贫乏起来。矛盾形象的多样性本身正是一个人对于人类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与现代小说史相平行，现代哲学史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终极悖论告终的人生价值论。以为自由主义仅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学说，显然搞错了，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说伦理观与英式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他一再告诫人们，不可对他的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他讲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雾。如他所说，真正的“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不过，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这一不兼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与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艺术》，11页）不难看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唯一真理”的哲学会引出专制社会，“唯一道德”的伦理学会导致专制道德，凡此哲学和伦理学都是现代之前的形而上学－神学的残余。总想把人生中的悖论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决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决，这是一种冥顽不化的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据黑格尔说，就是消除偶然性。即便不能消除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唯一真理”的哲学也要反思偶然性或终极悖论。在这种消除偶然性的思想欲望中，隐藏着专制主义的萌芽。如果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黑格尔当作现代哲学精神的代名词，昆德拉就要全盘攻击哲学。小说只是叙述个体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织在其中的终极悖论，不仅不要消除、解决，也不要反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便动员社会革命，自由主义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里好受一点，通过讲述，给个体时间抹上一层安慰的雪花膏。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昆德拉非常喜欢卡夫卡，不是没有道理。卡夫卡也喜欢个人，害怕群众：在我看来，战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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