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和模糊境的可能。自由主义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传统的宗法式德坠落的结果。不过，自由主义理并不是唯一的结果，而是几结果之一——另外还有克思主义理和保守主义理。自由主义理与这另外两现代理的差异在哪里？政治文化理论家罗（richardrorty）对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从他的小说中得到过不少启发。据罗说：寻找基础与企图重新描述之间的不同，恰好标示着自由主义文化与旧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异。因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义文化是一个彻彻尾启蒙开明的、世俗的文化：这个文化丝毫不残留神的遗迹——不论其是以神化的世界还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这个文化不相信人类应该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负责；这个文化丢弃或彻底重新诠释神的概念，以及“奉献给真理”和“满足神最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过程的最境界就是我们有能力不再认为下面这个观念有用：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无法从其他同样有限的、会死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得他们生命的意义。在这理想的自由主义文化中，“相对主义”的警告，质问社会制度是否在现代已经日益“合乎理”，或怀疑自由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不是“客观的德价值”，统统会令人觉得莫名其妙。克思主义理和保守主义理与自由主义理相对照，显得是现代生活世界中的旧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仍然在寻找人类生活中确定、共同的价值“基础”。尽克思主义理和保守主义理对这“基础”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一神义论的理。神义论理就是过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里，神的现实规定了人的可能。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陷阱，“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是什么？”（《艺术》，38页）克思主义理学构造历史理的新神来重新规定人的可能；保守主义理学则竭力施展招魂术，要把过去的神重新唤回到现代社会中来，让人不要掉现代社会的陷阱。在自由主义理学看来，通过重新描述（讲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得以现的场所。自由主义小说从事的就是这重新描述的事业，它使小说不再有所谓的“文学质”，而是承负人生的意义证明的重负，“建议人们如何修改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罗）。人生的意义问题由小说家、而不是由神学家或者形而上学家来回答，表明人生的意义证明由神义论变成了人义论。昆德拉所谓小说的“神的最综合”，就是这人义论的人生意义证明。对昆德拉来说，小说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嚼，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而是重新描述人的德可能，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前现代的宗教－德价值观的坠落与小说价值观的兴起，是神义论与人义论的嬗替。人义论的现的确与小说大有关系，昆德拉对此不乏。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学时，忘记提到通过小说叙事使人义论场的一位关键人——鼎鼎大名的卢梭。卢梭是人义论的理论大师，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自传叙事名义上是《忏悔录》，却并不像奥古斯丁或托尔斯泰那样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过，而是在传统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与生俱来的善和恶。“奥古斯丁让他的社会公民为忏悔自己的过失与善行见证，在卢梭的《忏悔录》中，社会公民上升到最判决人的位置上去了，万能的上帝和造主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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