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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1/3)

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个人的生活命运在语词性的全民事业生活中真的是命定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中的个人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盲目的机遇》讲的是一个叫witek的小伙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富有生活热情的年轻人,总是急匆匆地去赶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好像那班火车就是驶向人类未来的历史列车,不能错过。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跳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又一次,他追赶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分子”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分子”……再一次,他没有赶上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意外地与一位早就忘掉的女同学相逢,于是结婚、读大学(学医),当医生。就在家庭生活和个人职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轨道时,witek持因公护照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设想witek的个体命运有三种可能结局,这些不同的结局都不是witek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决定的。重复三次的“上火车”是一种叙事隐喻,表现个人生命中极有可能的偶然性,与人民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相抵触的偶然性。witek本来心想,只要搭乘上那班火车,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就有把握。每当他发疯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车都正缓缓驶离,他必须以自己全部肉身的体力来追逐不断加速的火车。基斯洛夫斯基隐喻的眼睛紧紧盯住那只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结其中的手和正在远离的车把之间的一发距离。极有可能的偶然与必然只有千钧一发的距离,但终究不是必然。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会得出一个必然:尽管一万年来太阳每天升起,也不能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会升起。太阳一万次的每次升起,都是偶然。故事中的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但这些生存位置标示出的只是个人生活的表征层面,关键在于,成为某一种“分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活中的隐喻层面:个体的生存偶在。偶在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个体的偶在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有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契机,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选择。由于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以自己的身体拋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基斯洛夫斯基的隐喻叙事就在这里突破了肩负着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事业伦理: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历史的必然),某个人与这班火车的个体关系仍然是偶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一种精致、美妙的理性设计,然而,无论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如何完善,都是不切身的,不可能抹去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极有可能的偶然。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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