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基础。在作品《村舍经济》中科贝特希望为家庭技能的复兴出一份力。他对过去采取理想化的看法，要求重新利用早已存在的旧观念，就像以前一样，采用旧的家长制关系。《村舍经济》给出了酿造啤酒的具体方案，这不仅因为在家酿造啤酒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在家酿啤酒能让男人把晚上更多的时间用来和家庭一起度过而不是去酒馆。按照科贝特的想法，“不会烤面包的妇女是得不到信任，同时也是没有自信的……她只是大家的负担”。他使父亲们相信让女儿们得到幸福婚姻的方法就是“让她们具有家庭需要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并且能干和活跃”。“有酒窝和令人喜欢的脸蛋”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如何酿酒、烤面包、挤牛奶和搅黄油才能使妇女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在冬天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劳动者回到家中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这时风在烟囱里呼啸，雨打在屋顶上。”当这样一幅景象出现在上帝面前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令他更高兴呢？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4）

科贝特从不把对女性温柔的新思想与中产阶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痛恨假斯文，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农场主的妻子把前厅改成起居室，买来钢琴，然后教女儿们在那里装腔作势。他希望农场主的妻子能回到养牛场，继续劳动者的生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因为他主张工人所有的新权利。他们应该拥有得到男人的工资来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权利。他们应该有独立思考、自由阅读他们选择的书籍和自由发展他们的观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投票权；他们的代表资格不应以拥有的财产为基础，而应以光荣的劳动和工人的财富是他们的技能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作为家庭的首脑，男人应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服从，而且他还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亲属们说话。妻子不能独立地行动，也不能投票，“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质会使她们在行使权利时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愉快。”

（bsp;社会和谐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承认女性的被动和温顺，相信喜爱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两性之间的区别。激进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心对两性不同作用理论的接受，表明了这些假定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对两性差异的思考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从国家对女性劳动政策的发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阶级思想的会合。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认为是有政治责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则应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普莱斯和科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应该挣到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妻儿的家庭工资的思想。这种已经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确立的思想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在男性工会中讨价还价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资”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不是对中产阶级标准的直接接受，但是阶级特有的思想转化和重塑。

在19世纪40年代初，中产阶级对雇用妇女去干不合适的工作有所顾虑，而且这种担心和焦虑首先是对矿上的女性劳动者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了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味。然而在穷人中，这个标准有所不同。妇女去从事一项与她的女性本职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仆在做清洁、做饭或者照看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准备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样，做裁缝或者女帽设计者也是合适的。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特别是那些在男女混杂场所进行的工作。妇女在地下矿区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开的反对。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矿井中童工的条件，随后发现了令官员们震惊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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