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常常还要深入研究作者这么做的动机。

李敬泽：《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敬泽这一说倒是头一次听闻，很有道理！新版《废都》听说把方框都补了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

我在《南方周末》报上读到张英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吴克在嘉兴公开表示：“其实本来电影分级制已经快出台了，但电影《大鸿米店》被媒体炒作为中国第一部分级制影片……”意思好像是，围绕《大鸿米店》的炒作，影响了电影分级制的出台。对于电影分级，我是不抱乐观态度的。我觉得即使实行分级制了，性的表现，在电影中，还是不会有太大的自由。

叶兆言：当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自由。这是好事，只有这样，稍稍来些什么暗示，还要有点票房。

李敬泽：如果完全自由了，你那个电影也没人要看。

荆歌：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子的话权威性还不大，在西方，这种禁制是上帝出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不妨想想，那些刚从色情网站上下来的哥们，看我们几位在底下谈这个，肯定觉得我们几个是傻x，仿佛几个天真的女初中生谈卖淫一样。

荆歌：兆言说得是太有道理了。我一向以为，性的开放确实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没有禁区了，也没有禁锢了，性的兴趣反而弱了。就是兆言说的没了“饥饿感”。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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