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病，而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称赞邓小平的才，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

梁漱溟有超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总是喜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夸大一地说。梁漱溟言，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病，但放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援朝的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泽东未名地批评此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没想到梁漱溟最喜的就是单枪匹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风作案”，“我就在气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好逞能”之举，孔老师也过，很能理解那“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泽东后，老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