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虫工木桥◇bsp;第16节：漫话抄手过三九（2）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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