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对立正，齐步走，这一是颇熟习的。看见瑞丰张嘴，他就向右转，打起旗来，慢慢的走。

现在该瑞丰喊令了。他向后退着跑了几步，自己觉得这几步跑得很有个样。跑到适当的距离，他立住，双脚并齐，从丹田上使力，喊个很尖很刺耳的“立”字来。他的扬起来，脖都涨起多，支持着“立”字的拉长；而后，脚踵离开了地，睛很快的闭上，想喊个很脆很有力的“正”字来。力量确是用了，可是不知怎的“正”字竟会象哑叭爆竹，没有响。他的小脸和脖都红起来。他知学生们一定会笑声儿来。他等着他们发笑，没有旁的办法。奇怪，他们不但没有笑声，连笑意也没有。他嗽了两下，想敷衍了事的喊个向右转和齐步走，好教自己下台。可是他的嗓音仿佛完全丢夫了。他张了张嘴，而没有声音来。

学生们跟着老姚慢慢的走，走场，走校门，走巷。他们的越来越低，手中的小纸旗的贴着。他们不敢一声，也不敢正的看街上的人。他们今天是正式的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亡国！

今天，论年纪，资格，都不该叫老姚——那位老工友——打旗，跑那么远的路。老姚心里对庆祝保定陷落也和学生们一样的难过。听蓝先生派他，他楞了一会儿。他不愿意去。可是，他看来，教员已经和学生为校旗而僵持着，假若他也拒绝打旗，就也许激起一些不快的事儿来。叹了气，他过去把旗接到手中，低着立在队伍的前面。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瑞丰本是为凑闹来的，他万没想到街上会这么寂寞。

这是个已快五十岁的工友。在这里，他已一气服务过十五年。在职务上，他不过是工友。在维持学校的风纪上，他的功劳实在不亚于一位尽心的训导员。以他服务多年的资格，他对教员与学生往往敢说使他们愧悔的忠言。他的忠告，有时候足以调解了两三个人的纠纷，有时候甚至于把一场风从暗中扑灭。大家都敬他，他也这个学校——校长，教员，学生，都年年有变动，只有他老在这里。

万不可以发威。他告诉一位工友：“你去打旗！两块钱的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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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大的耻辱使甚至于还不过十岁的小孩也晓得了沉默，他们的都被耻辱给封严。汽车上，电车上，人力车上，人家与铺的门前，都悬着旗，结着彩，可是北平象死了似的那么静寂。一队队的低不语的小学生走过，这默默的队伍使整条条的街都登时闭住了气。在往日，北平的街上有两条狗打架，也会招来多少人围着看；或者还有人喊几声好。今天，行人都低着。铺里外没有看闹的。学生的队伍前面没有喇叭与铜鼓，领队的人既不喊一二一，也不着哨，使大家的脚步齐一。大家只是那么默默的，丧胆游魂的，慢慢的走。排在队伍中的不敢往左右看，路上的行人也不敢向队伍看。他们都晓得今天不是什么游行，而是大家一次公开的与敌见面，公开的承认敌人是北平的主人！路上的人都晓得：往日的学生游行多半是向恶势力表示反抗；他们有时候赞同学生的意见，也有时候不十分满意学生的举动；但是不怎样，他们知学生是新的国民，表现着新的力量；学生敢反抗，敢闹事。今天，学生们却是到天安门去投降，而他们自己便是学生们的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