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1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那时惊风疾还没有治好，这样一个孩的快乐，该是宝贵的，令双亲到欣的。

就儿童的天来说，是喜顺应自然、率由情、嬉戏玩耍的，所以，当时虽然是新学制，孩们还是不愿受到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课本，而愿“回到自然”。孙犁直到现在，还记得一首名叫“四大兴”的歌谣：“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那么，“四大不兴”呢？其词正好是颠倒的：“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不能说这歌词只反映了孩的愿望，因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愿望；但大人也从孩过来，也总结着他们孩提时代的验。

所以，最聪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创造一办法：把学习变成一兴趣、一自觉的愿望，如果可能，那就变成人的一自然属。其实，就人的本质来说，本来就有行学习和探索的自然属，由于因素，这属被“异化”去，和教育分离了。教育的最大使命，应是恢复这一属，使学习重新成为人的内在冲动。

孙犁童年时代，寻找到过这现内在冲动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听说评书。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的解，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把自己的须扎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去，从这里还会“飞”各式各样的人……

第二课堂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假日常回家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1919年，孙犁六岁，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却挂起两面虎牌：“学校重地”、“闲人免”。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他最早听的评书，是村里一位叫“德胜大伯”的人说的。德胜大伯和孙家住同一条街，是个挑担串乡的货郎，长年去山西小买卖，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生意正好。他回到家来，多是夏秋农忙时节。这时在晚饭后，人们喜到街面上来乘凉，德胜大伯也就开讲。他不识字，但说起《七侠五义》来，就像一位专业艺人：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长了，他就记住了全。

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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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刻的经济、政治源。只是因为的生活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