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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他。他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去要。他觉得别扭的,倒是自己的办公地点: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靠北墙是我的床铺。1工作的琐碎、无聊,环境的偪仄,都使他心绪烦乱。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人,他就是庶务员赵松。赵松比他大几岁,他的字叫干久,他确实也在这里干得很久了,因此,他知道学校许多掌故和某些教员的秘闻,并向孙犁介绍、评论。
赵松最厌恶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单看走路,就能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毛病,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毫不顾及西服革履的体面。赵松因此送了他个绰号:“管乐”。平时趾高气扬的“管乐”,后来忽然垂头丧气起来。经赵松告诉,才知道他和一个女学生发生关系,正在找人给女学生打胎。校长因为和他同乡,知而不问。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和西服革履的“管乐”不同,他是长袍马褂。两个人装束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下流胚子。这一个年岁较大,恐怕也是一个用坏了的“管乐”:每到下课,就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步走向赵松和孙犁的小屋,“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1这位级任,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也无师德。
那些教员每月拿四十元薪金,自视高人一等。但没有一人读书、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到晚饭后,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去玩。教员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室都在里院,和孙犁他们办公的地方隔着一道墙。他本不爱走动,自然很少进去观望。但教员讲课和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那时,这所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教员在讲授课文之前,先说些别的,渐渐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和兴趣。不料,还没等这些教员引起学生的动机,学生倒先掌握了教员的动机,于是和教员斗起法耒。有一次是讲公鸡,教员问:“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最后也没有说出公鸡来,结果自然还是逼得教员自己说出那个公鸡。
三年级级任的家里,在东单牌楼开了一座澡堂,有时请同事们到那里洗澡,孙犁和赵松当然与此无缘。一年级级任是个女的,住在校内,有时走来向孙犁借书看,有时也谈谈,但她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笑。
不消说,孙犁也瞧不起这些自视甚高的教员。他每月十八元的薪金,交六元伙食费,还常买些书,生活是很清苦的。他的床铺上,连个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送他的诗里边,就有“可怜年年枕棉裤”一句。有时太寂寞了,他就和赵松在周末的晚上,到前门外的娱乐场所玩玩,每人花上一元多钱。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唉声叹气,表示后悔。后来,他有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办事员,月薪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了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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