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2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

2《孙犁文集》第一卷，百文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了欠妥之，烦忧的很。”——《陋巷集》，百文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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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甚或叫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2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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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问题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淀》、《芦》3等，曾由张家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1，却使一些人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情的话：“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了一些地，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家生活的步，很可告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2。新安地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事，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1。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