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菱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伴了。这是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工作，便把两个孩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现了一片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1《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任何一本集，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动的神采飘溢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秀集》，由百文艺版社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觉。它存在的缺是：这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也是有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一本集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神固然令人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有丰富的内在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之佳，使他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