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写情书，怕叫别人知了，好像写文章是件不面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起个当作家的念并不坏，应该让群众知你在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们更关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给你素材，就像蜂往返飞翔于盛开的丛之间，不只闻到了的香味，还要叫朵听到我们的声音，招展地迎我们，共同完成酿的工作1。不少名家谈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于“大胆”，这看法庶几近之，不然，把创作得像写情书，那至少是太“孤独”了。

孙犁看稿非常认真，他的习惯，看稿前先净几案，拆封稿件时注意不撕伤，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而且决不积压稿件，到手后总是很快理。城之初，他在《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对面，看完一篇觉得可用，就推给他，他上看，如觉得不好，就再推过去。这本来是为了不积压稿件，但这工作方式，很使对方不快。他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他理过的稿件，总是保持整洁，不用的稿，如有意见，另写在纸条上，不在稿件上画。也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轻视之心。”2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装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回想起来，是很欣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上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的会。1953年初，《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平的提。《老莱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1韩映的《鸭》的修改，则是另一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师”1。

除了通过刊扶植新苗破土而，作为一名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