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孙普，竟以盲炎夭折。不论哪个孩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怕他冷，给他了一件大棉袄。不回来有多晚，妻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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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全疯、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得来。”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灾难还在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是勒令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鬼蛇神”“帮忙”，家里早已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命的了，妻又了件岔：她怕再抄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全给倒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妻眨眨，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了。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走不了。一个日本兵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走了。事后，她笑着对孙犁说：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她都满不在乎，来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了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他就顺着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他们要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是老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你得想开一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他们在多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里的东西，胡搬些家、衣，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才到了那里。了房，有人正在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而且，没有等他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