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1“解放”以后，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组上班。此时，大楼内外已经变得破败、凌乱而拥挤，不过，人们倒也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

好的办公桌听说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他自己找来一把椅子，在一张破桌前面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他的工作：登记来稿和复信。并郑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走。他觉得组长对他还过得去，只是担心他中封资修的毒太深，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妙，容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他开始拆阅来稿，进行登记。在他看，较之前些年，稿件质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作者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呢，都是抄报。照组长说的，他把退稿信写好，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每当他闲下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休息时，主任进来了，肆无忌惮地向他投以怒视和睥睨的目光。孙犁仍旧坐在那里，既无戚容，亦无喜色。这些年他已经锻炼得对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主任的功算是白做了。

同组有位相熟的女同志，好心地把他叫过去，对他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唔。”

她桌上的小木匣里码着厚厚的一叠卡片，说话间拿出一张念给他听，原来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见她天真的脸上，显得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讲解完毕，孙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1没有答案。在食堂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他睡下去。几年来，一直过着非常生活的他，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他身上盖着那件当年由延安回家时穿过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由伙伴那里得来，现在也已破旧了。他不免触景生情：“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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