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了。1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来了。我和她在延安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结。她好像也有矛盾，架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架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1在延安时，她是鲁艺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人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的，就从自己长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一。帽很快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看合适吗？你这布有儿糟了，先凑合吧，破了我再给你一。”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讨人喜，还有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1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人，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于什么原因，军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