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人事关系多么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1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边、河边、树下或山，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立命之也。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2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买刀么？”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良，惹他喜），大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家，大都为了衣；而一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探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睡了。

为了耕耘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

当然，这近似麻木不仁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扰，集中一力，利用余生，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1

比如街之上，垃圾阻，则改路而行之；院之内，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菜里有虫，则合眉闭，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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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