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仍然是防御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

他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提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力，读一书，写一文章了。”1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2，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情、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