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会引小小的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往不好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1由于这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和力的一项保护措施，而对于那喜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限制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祝您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孙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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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1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着他的际方式。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情地和她谈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不对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据的。”1他虽少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情，绝对比表现来的要厚、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去，板有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里也好。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格呢，他说自己从小弱多病，表现在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