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1。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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