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就可以写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答应了。

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染和启发，而不喜对作品的内容，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1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发表，会使他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了些解释和安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到这真是当喝、冷浇，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1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我的秉，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化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从此，这个文——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