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2。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而不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人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外界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1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2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现芜杂的局面”3，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一一给予了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12制桨肌8??2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质的幻灭过程。1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弗洛伊德”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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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旁卷起一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神、德、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职责。”1“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2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捧的调越来越，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

是诗，只能说是一症状：这诗，以其短促，繁，凄厉的节拍，造成一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期间一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新的探索，新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