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文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理’，而理本应从人情中生，不应从编故事中生。”1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2，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到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得到一连串的好，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护，是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分时，我非常喜，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这篇小说的下半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了。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手法。小说的后半，和甜妮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