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书，贴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架整齐，他家的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破败，散放各，这家的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的书，我的孩们是不能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放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疾病，叫‘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去的。但是，对我用不大，我也不大喜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书看。”

“什么书？新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家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索取石印本，孙犁很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他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