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

本章尚未读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