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国，我也能移民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及。我们情愿在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国，有我们无比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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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一”。我找借想推掉，阿伍很不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阿伍是喝多了酒，还是真的有动，主动把一些同事在背后对我的议论都告诉了我。我不太习惯这新的表达忠诚友情的方式，觉很不，但又不知怎么打断他。到了上次那家容发店，我让阿伍挑人去小们的办事，我说我就在车上。等阿伍领着小走了，我找了一个小到车上聊了几句，给了她一钱就让她下了车。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8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经理，玲发来了一封电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被这件事压得不过气来。

一起自杀了好。让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影。让定格，归于永恒。

我笑了，说我还真有话要跟她说。我知，我和玲欠她的太多了。

我开着车在青塔一带转了转，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起先许可佳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喂了好几声，她才哼哼了两下。

玲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从楼上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一玲的想法，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来的，那迷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既不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下去。我下去了，只怕是玲也会跟着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上走下来后，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了很多。本来，我对玲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我能怎么样呢？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情量越来越低，一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有好几次，我在夜的北京街游，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许可佳说：“是我，怎么啦，你没话要跟我说吗？”

许可佳说：“这么久不打电话，我还以为你要装聋作哑呢。”她认为早就该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了，把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