娣去住？要不你在那张房契上重新押几个钱给我使唤，要不索把它卖断给你！”陈万利好笑起来了，说：“既没地方，又没有钱，学什么人家娶老婆！说起你那张房契，真有一篇故事呢！五年前，我就把本利一笔勾销，白白地双手奉还给你了。如今你又祭起那个法宝，拿它来讨钱使？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玩的事儿！我就是白送钱你，也不要你那宝贝。你那房，我也不想要。我的房尽够住。要把它通通拆掉，改作园，我如今又没有这样的闲心！”这样谈来谈去，两位亲家总谈不个所以然来。最后，陈万利又严厉、又沉痛地教训周铁：“亲家老爷，我实实在在对你说了吧。这几年的事情，从大到小，都是错了的。民国世界，搞成什么样！阿娣和阿榕的行为，本就不对！我早就给你们说过了，可是你们谁都不。你们大是佛爷，不。你们夫妇又不。阿娣不，阿榕也不。这怎么能不事情？事到如今，你们通不，我也懒得了。随便闹到哪里算哪里吧。可是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得好好跟阿榕说清楚，别当那什么共产，什么主义，都是好玩的东西，看见它就像看见了糖似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惹来杀之祸！”这场谈话，就算得了这样的结果。

过不几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陈文娣就从上海回来了。他们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陈文娣回陈家。白天，周榕还是到罢工委员会去工作，学校来请他回去教书，他只推不得闲，仍然请人代课；陈文娣还是回兴华商行当她的会计。晚上，有时两个人逛逛街，看看电影，有时就不回家，到旅馆去开开房间。对于结婚，请客，以后怎么办等等问题，两家都绝不提。亲戚朋友的、社会上的舆论都来了。大家认为这是“新样”，推测共产党结婚，大概就是这个样，老年人看见他们，只是不冷不地打个招呼，背过脸去就笑。或者等他们走远了，就慨万端地说：“什么？如今民国了，革命了，什么都不对版了！”年轻人用惊奇和羡慕的光望着他们，老是追问他们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样，对他们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听各言飞语听得太多，陈文雄觉着面实在下不去，就有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茶室去喝早茶，准备把他父亲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他们跑上楼去，找了一个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寿眉茶，一盅制的蟹爪仙茶，叫了许多的虾饺、粉果、玫瑰酥、盏之类的，一面吃，一面谈。陈文雄绕了许多弯，才谈到正题上，说：“你们的纯洁和勇气，‘五四’神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组织家的问题呢？你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周榕没有立刻回答。陈文雄掏一个国制造的金属香烟盒，一支特别为客人准备的“三炮台”香烟，递了给他。周榕着烟，把房间四周那些镶嵌蓝字画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门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是呀，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重要的是情本，不是社会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你说是么？”陈文雄说：“是倒是。这一我能够理解。可是与其得社会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将就着儿更好。”周榕说：“是喽，是喽。我承认你这观。我们的举动是鲁莽了一些。”说到这里，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正沉闷着，忽然有一个青年男推开门走了来，一面走，一面大声说：“我当你们躲到哪里去，原来在这里！好呀，喝茶都不打个招呼呀！”原来是何守仁，开茶坐下之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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