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阿克苏的团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音乐和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就显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发用风一个飞机，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那还是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成分问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喜将自己打扮成这上海小阿飞的样，悄悄混在一起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她将手肘卡在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象四十年代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chair”这个词。

这红房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西餐馆，蓝棠鞋店，哈尔滨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没烧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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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sp;hobsp;dtomeetyou；

meet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天常常刮着从戈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新疆，永远不回来。

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christmas；而说merry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她一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字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打垒土房，搬到了团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了唱片里的声音：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