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中央里的人都特地来吃饭，生病了，只想吃我们这里的东西，专门叫了军用飞机来运我们一客虾仁杯到北京。王先生晓得的。”女跑堂说，“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咖啡馆和西餐馆统统改成饭店，馄饨店，我们照样开自己的店，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到这里来吃的也关关，老早的大人家来吃的，也照样是有的。还有老早的电影明星，老早的小开，什么人都有的。也算怀旧吧”

“那小你倒看一看，我是什么人呢？”叔公偏过来，逗趣地说。

维尼叔叔在后面附和着说：“是的，这些年，在红房里的人，世面见得最大了。”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碧辉煌的门厅的时候，范妮连向里面望一，都没有。她不肯象一般的上海小市民那样，在大酒店前面探探脑的。她心里就不那么喜希尔顿这样的地方，云鬓香衫又回来了，拉玻璃大门的仆欧穿得象法国将军一样，但她家的人，却失去了这一切，连去吃顿饭，都得下决心。其实，王家的人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心。要是叔公说他来请客，范妮想也许大家心里会兴的，叔公请得起这顿希尔顿的法国大餐，他的港币直接可以在希尔顿的帐台上结帐，不用范妮家付价的人民币转成外汇券。可他偏偏不说这个意思，别人也不愿意要刮，王家留在上海的这一脉，败是败了，可自尊心还在。

“甄盛，到了！”爷爷在后面提醒了自

佛莱房车，就是和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们照样送到国留学，叔公还是天酒地了一辈，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上的真面，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太冷了，要买个大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是，但从不真正钱。在范妮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丽斯婶婶，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叔公怎么懂得范妮家这一脉困守在上海的人曲折的心思。可是，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对他解释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愿意撕破那一薄薄的面。

“老先生晓得我们从前叫喜乐意啊？”女跑堂回转来说，“侬是老吃客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菜，象烙蛤蜊和尾汤，但大家都知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也不比一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取走一半带到了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国去，才能用的。

叔公大笑着说：“从前这里是随便饥的地方呀，现在倒这样有名气，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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