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趟铁桥，拉回了一些扭曲成麻状的铁轨，还有一个刷着红漆的火车，还有一堆谁也叫不名字的破铜烂铁，在教堂大门外的大街上摆开，向乡亲们炫耀战绩。他嘴角挂着两朵小泡沫，一遍又一遍地向观众宣讲他毁坏桥梁、颠覆日本军列的经过。他每讲述一遍，便增添一些活灵活现的细节，越讲越丰富，越有趣味，讲到后来，竟跟《封神演义》差不多了。二上官招弟成了司库的忠实听众，她起初是听众，后来是那件新式武的见证人，发展到最后，除了目击者竟还成了毁桥事件的参与者，好像她一直跟随着司库，跟着他一起攀上桥墩，又随着他从桥墩跌下，司库痛时她跟着咧嘴，仿佛两个人伤在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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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母亲说的一样，司家的男人，都是一些疯疯颠颠的家伙，那个盲女坐着瓮漂来，奇俊无比却双目失明，说话来谁也听不懂，不是听不懂她的语音，而是解不开她话里的意思，她如果不是狐狸变的，就一定是个神病人。你想想，这样的女人的后代，哪个能正常?母亲已觉察到上官招弟的心事，预到上官来弟的故事很快就会重演。她忧心忡忡地盯着女儿漆黑的睛里燃烧着的可怕的激情，和她那通红的不知羞耻地胀着的厚，这哪里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分明是发了情的小母。母亲说：“招弟，我的闺女，你才多大呀?”二瞪着反驳母亲：“你像我这么大时，不是已经嫁给我爹了嘛！你还说过，你的大姑姑十六岁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小孩都像胖的小猪一样！”话说到这程度，母亲就只有叹息了。但二不依不饶地说：“我知你想说，他已经有了三房太太。我他的四太大。我知你还想说，他辈份比你大。我跟他既非同姓，更非同宗，不犯规矩。”

母亲放弃了对二的制权，一切由她自便。她表面上平平静静，但我从的味上，知母亲内心波澜滔天。在二追随着司库胡闹腾那些日里，母亲带着我那六个，在我家的萝卜窖里，挖了一条通向南墙外秫秸垛的暗。挖来的泥土，一分填到粪坑里，一分垫在驴栏里，大分填到秫秸垛旁那枯井里。

节平安地度过。元宵节的夜晚，母亲背着我，领着六个，去大街上看灯。村里家家挂灯，都是些小灯笼，只有福生堂大门悬挂着两盏像瓮那么大的红灯，每个灯笼里着一比我的胳膊还要的羊脂大蜡烛，烛光闪闪，使灯笼放耀的光辉。二招弟哪里去了?母亲不不问。她已经是我们家的游击战士，有可能三天不回来，也可能突然回来。大年夜里。我门正要放鞭炮迎财神时，她披着一件黑斗篷回来了。她故意炫耀着束住细腰的腰带，和那沉甸甸地挂在腰带上、闪烁着镍光的左手枪。母亲用近乎嘲讽的吻说：“想不到上官家又了一个女响！”说完这话时母亲一脸哭相，二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到还有挽救她误歧途的可能，于是母亲说：“招弟，我不能让你去给司库小。”上招弟冷笑一声——这冷笑完全是毒辣妇人式的——母亲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随即便熄灭了。

大年初一，母亲去给她的姑姑拜年，说起来弟和招弟的事情，她的大姑姑——久经磨练的老女人——说：“儿女情事，只能随其自然。再说，你有沙月亮和司库这样的女婿，这辈还愁什么?这两个人，都是钻天的鹞！”母亲说：“我只怕他们死不在炕上。”那个老妇人说：“死在炕上的，多半是窝废！”母亲还想罗唆，她的大姑姑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驱赶苍蝇一样把母亲的话一扫而去。她说：“让我看看你的儿吧。”母亲把我从棉布袋里提来，放在炕上。我恐惧地看着母亲的大姑姑那张又窄又小、千沟万壑的脸和镶嵌在陷的窝里那两只炯炯的绿睛。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眉，圈周围却生着密匝匝的黄睫。她伸枯骨般的手，摸摸我的发，揪揪我的耳朵，我的鼻尖，甚至把手伸我的双间，摸摸我的ji=ba。我厌恶极了她的这侮辱的抚摸，尽力向炕角爬去。她一把揪住我，大声说：“小杂，站起来！”母亲说：“大姑，他才七个月，怎么能站起来?”老妇人却说：“我七个月时就能去窝里给你掏了。”母亲说：“大姑，那是您，您不是平常人。”老妇人说：“这个小，我看也不是个平常人！洛亚这人，可惜了呀。”母亲的脸红了，接着又白了。我爬到炕里边，手把着窗台，双一站了起来。老妇人拍着掌说：“看吧，我说他能站起来，他就能站起来！回过来，小杂！”“大姑，他叫金童，你怎么老叫俺小杂！”

“杂不杂，只有娘知，是不是啊，我嫡亲的大侄女?再说，我这是称，小杂啦，小鳖啦，小兔崽啦，小畜生啦，都是称，小杂，走过来！”母亲的大姑姑吼叫着。

我转过，双颤抖着，望着母亲泪盈眶的脸。“金童，我的乖儿！”母亲伸双臂，召唤着我。我扑向母亲的怀抱。我会走了。母亲地抱着我，喃喃地说：“我的儿会走了，我的儿会走了。”

母亲的大姑姑严肃地说；“儿女就是一群鸟，该飞的时候，留也留不住。你呢?我是说他们都死了你怎么样呢?”

母亲说：“我好。”

老妇人声说：“好就好，凡事住天上想，往海里想，最不济也往山上想，别委屈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母亲回答说：“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