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了起来，鞭炮声响了起来，有人把棺材盖钉上了，只见老政委的妻子和女儿扑在棺材上，嘶心裂肺地哭喊着，再见此情此景，他想，如果自己这个恶贯满盈的坏人死了，又会有多少人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泪，多少人为他的死而开怀大笑，思绪至此，他笑得像个孩子，如释重负。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有人村口燃起了火堆——按照古老的风俗，每个人都要从火堆上跨过去，据说这样才能避邪。村里选出八个大力的民兵，抬着棺材朝山上迈开了步子。一路上尘土飞扬，锣鼓喧天，锁呐高鸣，有人撒着纸钱，有人不时地点燃了鞭炮——噼噼叭叭，鸡鸭猪狗被吓得发抖。

老政委一家人已经哭不出声音了。孙德富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多年来，他一直记得那口棺材下葬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回去看看。文革结束不久，水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头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人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干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进入新世纪，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情。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先进」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入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又如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车上农场的接待人员指着路南一个叉路口前一座土木框架道：「农场到了，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从这座木门进去，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

没等他将头伸出窗外看一眼路，客车便再次上路，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去。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

一路颠簸，这座农场是座落在一片波浪似的，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当他和其他人从停驶在大院内的客车走出来后，场部的接待人员把新来的青年们迎入了场部会议室大厅内。

稍作休息后，那位从市里始终陪伴众人而至的接待人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早已拟订好的分配名单，开始宣读起来，他和其他四名年纪相仿的下乡青年被分配到了山脚下的「九仙生产队」。

从此，他和生产队里其他的青壮年男女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在烈日下都要干上10多小时的活，一个星期下来男的胳膊和肩头，都像蛇蜕皮一样蜕了一层皮，女的虽然长衣长裤，但脸上都晒烤的火辣辣的，连早晨起床洗脸也不敢用毛巾去擦，虽然手中的血泡干瘪后成了老茧，但一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在床上也不能翻身。

起初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孙德富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翻不动身体的时候，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或是照进室内明亮的空洞月光，心中不免充满了感慨，他的父亲因为「革命」进牛棚，他的母亲因为「革命」穿臭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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