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他重复。

“对呀，”她自信而满意地轻声。

“可是，”杰拉德持说，“既然你不允许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的活路，那你为什么允许一个民族夺走另一个民族的活路呢？”

赫麦妮低声咕哝了好久才用讥讽、满不在乎的吻说：

“这归到底是个财富问题，对吗？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财富问题吧？”

杰拉德被她话语中的庸俗唯主义惹恼了。

“当然是，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如果我从一个人的上摘走他的帽，那帽就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起夺回他的帽时，他就是在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到不知所措了。

“错是没错，”她恼火地说，“可想象一个事例来行争论算不得是真诚吧？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上摘走我的帽的，会吗？”

“那是因为刑法制止了他这样。”杰拉德说。

“不对，”伯金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

“那只是观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是帽的问题。”新郎官笑。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他想要我的帽”，伯金说，“可以肯定说，我可以决断失去帽还是失去自由的损失更大。我是个自由的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被迫去打架，我失去的就是自由。这是个哪一样对我来说价值更大的问题，是我行为的自由还是帽的失去？”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对。”

“那么，你允许有人过来夺走你上的帽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位大、板直的女人渐渐转过来，似乎对这位话人的问题麻木不仁。

“不，”她答，那语调缓慢，似乎不是人的声音，那腔调中分明隐藏着一丝儿窃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我上摘走我的帽。”

“可你怎么防止他这样呢？”杰拉德问。

“我不知，或许我会杀了他，”赫麦妮声调缓慢地说。

她的话音儿里隐藏着一声奇怪的窃笑，举止上带有一威慑，自信的幽默。

（bsp;“当然，”杰拉德说，“我可以理解卢伯特的想法。对他来说，问题是他的帽重要还是他心境的安宁重要。”

“是心的安宁。”伯金说。

“好，随你怎么说吧，”杰拉德说，“可是你怎么能以此来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呢？”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

“可要让你真去解决问题呢？”杰拉德持说。

“如果民族的王冠是一旧帽，窃贼就可以摘走它。”

“可一个民族或一个族的王冠能是一旧帽吗？”杰拉德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