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是不相的人，而酿洋酒和卖洋酒的老外，其实是很赞同杯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厦门还不算是一个消费城市，距离赖昌星在该地设立他的销金总窟还有些年，我认识一个驻在当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blues。一天晚上，有人在某个夜总会里连了三瓶路易十三，还要再开两瓶。于是blues于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总会老板请求送货的电话。一向任劳任怨的blues一边安排人手送酒，一边驾车前往办公室给总公司起草一份报告，主题是“厦门的邑市场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时髦报纸上读到一篇报，一家新加坡人开的红酒廊，老板娘和该报记者把酒大谈红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别之际，老板娘豪地提议杯，并且补充：“是朋友就要杯！”

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过转念一想，人家也有理：你越杯，我的酒销得越快，在杯一事上，几乎没有一家在中国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过异议，“不提倡也不反对”就是他们最绅士的风度。

不过我还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们对于拿洋酒杯的行为，在心底里还是会有几分恻隐，有几分郁闷的。只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制之下，郁不郁闷就由不得他们了。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是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的。消费者才是“杯”者唯一真实的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你的杯，我卖我的酒，不见，心不烦。所以，杯吧，你们这些“已知”的托斯曼。

考土豆

铃薯和番薯，一一，本不见于中国，而是五代至明代期间自域外引，属于早期“胡”的一。

目前，铃薯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粮作，在重要产区如黑龙江省，植面积已达三十二万公顷，相当于当地稻植面积的五分之一。若不是土豆躲在地里既不显兼且样难看，“漫山遍野的大豆粱”，只怕要改作“漫山遍野的土豆粱”。

位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据信是铃薯的发祥祖地。而今，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植铃薯，年产量达两百九十万吨，重要与小麦和稻米并列。这名副其实的“草”，有顽的适应、产、丰富的营养和淀粉质、易饱胀、便于久贮、煮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长，不易遭到破坏及盗窃等等先天的优越，十六世纪中叶自洲引西班牙以来，在其后的两百多年里曾经帮助欧洲人挨过了世上数次重大的饥荒和战，同时造成了人爆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样的土豆产地区，从一七五零至一八五零年，人增长三倍，至于贫民阶层的成长又比其他阶层来得迅速，相信与土豆的廉价有关。无论如何，这正是工业革命的质基础。

铃薯被引中国的确切年代暂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铃薯和十六世纪由埃俄比亚经缅甸传中国的粱，牙人同期经澳门引的玉米和白薯，对于中国的人增长起到了决定的“床下”作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人在八千万的基数上开始激增，乾隆六年，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乾隆六十年，翻番至两亿九千七百万。

戛尔尼勋爵因而写：“洲的发现与航海活动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有啼笑皆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