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我们缺少一我也叫不名字来的东西。可是既然这东西在五脏六腑里本找不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把肚划破呢？看！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是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洒下这些泪的睛该是育着多么的痛苦啊！这睛肯定不会是人的睛。丹东清楚地知，这只会是上帝的睛。可是，丹东同样清楚，上帝已经一去不回了，因为，启蒙革命家们早对上帝说，解救人世的痛苦不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自己的事。于这样的认识，丹东看到了现代的未来：今天人们无论什么都是用人的骨。这就是我们这一时代所受的诅咒，现在我的也要用去了。  

丹东之死与毕希纳的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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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希纳认为可以给这宗思想悬案下最终的结论了：丹东不是被罗伯斯庇尔害死的，而是丹东自己不想活了。事实上，丹东的同志们已经为他安排好逃计划，尽这在人民警察制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罗伯斯庇尔已经有过暗示，他会装作不知。可是，丹东已对生命的自然在的自然权利完全绝望，他觉得，“死在断台也好，死于病或者老朽也好，又有什么分别？”革命法要对他施以断术；对他来说实在无所谓得很。他没有慷慨赴义，因为已经不存在一个什么“义”——无论神之义还是人之义需要他的去就。所以，丹东觉得还是让罗伯斯庇尔斩算了。丹东和门徒们一同临刑时，有的门徒——比如拉克罗阿还有些执迷，颇有慷慨就义的样，丹东最亲密的门徒亥劳调侃说：“他还把自己的臭尸当作培植自由的施了大粪的温床呢！”既然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而机一旦开动起来，一时是停不下来的，要谢绝丹东的死已经不可能，罗伯斯庇尔只好打起神，将丹东送上断台。将丹东的临刑心态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刑心态加以对照，可以引发对现代人有益的联想。丹东的临刑心态既从容又脆弱，是典型的现代人的面死神。苏格拉底临死前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耶稣临死前悲喊：“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丹东临死时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你们的判对我又有什么？我已经说过空虚不久将成为我的托之所……生命对我是一个负担，谁要夺去，尽让他夺去好了，我自己早就希望把它甩掉了。尽如此，丹东还是有些暗自贪恋的享乐，觉得死仍然需要某安。为什么不可以像庄那样向死？甚至可以比庄还潇洒些。最终，丹东打算临刑的心情要像刚同玛丽昂过：“我要像走下一个普施雨的女郎的床铺那样；而不是像离开忏悔椅那样跟生命告别。”这是丹东给自己的最后藉。毕希纳写完这宗思想疑案的案情报告书后，力耗尽，变得极度虚弱，本来他的很好（不然怎么能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场偶然的伤寒。结果，二十四岁的毕希纳发烧死了。其实，毕希纳死于一场内在的（思想上的）伤寒，一场因看到近代自然权利的自由理的底蕴而引发的伤寒。毕希纳要不是死得过于年轻，对个或国家、自由或民主、革命或反革命再多说几句，克思也许不会那么气；尼采不会那么苦于疯癫，更不消说海德格尔、洛维特、尔库、福柯们对physik的信念了。话说回来，毕希纳已经给自己后的思想家们写下了一两句谶语：您看，这是一个丽、牢固、灰的天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趣，先把一木橛揳到天上去，然后在那上面上吊，仅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是与不是之间打架。人啊，自然一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和泥土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