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约，显然与他自制另一人工氧气的生活需要有关。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我的生活在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给未婚妻写信说，自己的好生活想象是一个“孤独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吗？的确如此。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认真的生命问题：他需要的妻可以不漂亮、可以与她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却不可以让他无法写作。为了写作，孤单是必要的。为了写作，卡夫卡想“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的尺度因此不是两厢情愿，而是这个女人是否能承受一个“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于是，我们就读到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几封讨论“孤独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他平生只想呆在一个暗、的地窖的尽，每天足不窖。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把饭送到地窖。那样的话，他就会写令自己称心如意的小说，为自己制造纯净的氧气。写作和吃饭——更不要说上厕所，夫妻还是可以各行其事的。但如果夜里俩人不睡在一起，结为夫妻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仅仅为了有人送饭，并不非要有一位妻不可。妻构成一生活的情调、一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地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每次订婚前，自己总是翻来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过，若与某个女人结为夫妻，是无法拒绝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学过法律，他当然知，拒绝与妻睡在一起，一男一女的俩人该、只有一男一女的俩人才能的事，妻可以告到法院，让他吃官司。要是在夜人静的时刻，卡夫卡只想着灯看书——当然最好有一个女人依偎在边，而这个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想与自己应该的事，怎么办？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细致、审慎，他要在订婚前先问清楚，如果发生这类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态度。于是，就有了那封与菲莉斯讨论袁枚与其女友夜夺灯的事的通信。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书信，菲莉斯的看法无从得知。不过，对我要讲的故事的主角来说，这已经够了。为什么袁枚在夜时分要与女友、而不是妻呆在一起？卡夫卡对菲莉斯写：袁枚非常明智，这关系到夺灯的权利（可见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识！）有多大。女友意味着，这个女人不是时时都守在袁枚边，她与袁枚度过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与袁枚夺灯——熄灯一男一女俩人应该的事，只是想赢一次。“由于她长得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袁枚与她夺灯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够的乐”。如果是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意味着时时都厮守在袁枚边，夺灯的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例，这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女友与妻的不同，不仅是理关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权利不同：在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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