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前的样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和剥削意识。1

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隔、冷淡，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新的焦虑，在当时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忧患意识”，会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寂寞，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恂恂如农村老夫，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1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备了，但并没有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城市，这朵的颜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地方，另一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木，柳宗元说：“其士故”。1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故”。

不过，在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中篇之一的《村歌》2，也写于这个时期，——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